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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至1949年的寒冬，亚洲的局势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中国共产党已占据中国大半江山。此时，中共在亚洲全局的发展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亦引起了斯大林的高度重视。以至于在1949年初，莫洛托夫与维辛斯基向科瓦廖夫发出电报，明确指示：“今后，一切与中国相关的事宜，须直接与菲利波夫同志沟通。”

斯大林对于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所将采纳的立场以及其未来可能行走的道路，毫无所悉。在1949年2月16日向毛泽东发送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的语气中透露出明显的怨言与试探之意。斯大林向毛泽东传达了苏联政府的指令，指示苏联驻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以及满洲里的领事执行以下指示：

鉴于我国尚未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确立外交与领事联系，同时，该民主政权机构亦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正式建立正常外交与领事关系之前暂停其一切活动，特此命令你们：

1、在发布特定指令之前，应暂停领事馆所有正式活动，并将领事馆工作人员视为非官方人员。

2、若民主政权机关的负责人或外交部特派代表前来拜访，贵方在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的交往中，仅能通过领事或副领事进行非正式的沟通。

显而易见，斯大林迫切希望掌握中共的根本立场与立场倾向。尽管深恐与中共的直接接触可能招致美国的激烈反响，斯大林仍毅然决然派遣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前往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

在米高扬启程之际，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亦发生了一段不悦，主要源于双方在如何应对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谈提议这一重大议题上存在分歧。

1949年1月8日，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沿长江一线严阵以待的严峻形势，蒋介石紧急呼吁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介入调停，以期改善国共之间的关系，通过和谈争取宝贵时间，以便伺机卷土重来。然而，毛泽东坚定不移地执行着“革命务必进行到底”的战略方针，并着手筹备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以成立新的中央政府。与此同时，斯大林则持有不同的顾虑，他忧虑美国可能会对亚洲局势的急剧转变进行干预。

如前文所述，苏联大使罗申自1948年起便积极介入调停事务，这一举动甚至被美国驻华大使所预见。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致电，表示：“局势的发展极有可能导致停火并重启和谈。据未经证实的情报，苏联大使届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掌控华北以及美国承认苏联在满洲权益的条件下进行调停。”在此问题上，毛泽东事前已向苏联表明了中共的立场。他在1948年12月30日致斯大林的电报中强调：“和平谈判是我们必须推进的，但我们不会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我们只将与拥有实力的地方政权和军队代表进行商谈，或是探讨停战，或是探讨起义的条件。目前，我们正与军事力量强大的北平傅作义进行谈判，并有望实现和平解决。”

苏联政府历来支持，并持续支持在中国结束战事、恢复和平。然而，在同意担任调解者的角色之前，苏联政府亟需确认，另一方——中国共产党——是否愿意接受苏联的调解提议。为此，苏联期望将中国政府的和平意愿传达给中国共产党，并恳请其就苏联作为调解者的提议表示赞同。

与此同时，斯大林亦为毛泽东预备了一份针对国民党征询意见的回复。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倡导和平之策。实际上，并非中国共产党率先点燃了中国内战的火焰，而是南京政府的行为导致了这场战争的爆发，因此理应由南京政府承担战争所带来的后果。我党愿意与国民党展开对话，但绝不容忍那些挑起内战的战争罪魁祸首参与其中。我们主张在没有外部调停者介入的情况下，与国民党进行面对面谈判。特别是，我们坚决认为，那些派遣军队和舰艇直接介入内战、敌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国大国，不宜充当调停者，因为这些国家难以保持中立和客观，无法真正帮助结束中国的战事。

斯大林进而强调，中共的“回应理应大致如此”。

显而易见，斯大林所倡导的观点主要包含三点：首先，为规避责任，中共理应摒弃拒绝和平谈判的立场；其次，必须坚决阻止美国介入调停事务；再者，苏联表示乐意独立担纲调停者的角色。

或许是考虑到应该采取更为妥善和策略的说法，或许是考虑到中共可能拒绝苏联的建议 而为自己留一条退路，未等毛泽东的答复，1月11日斯大林又来电解释说“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原因是如果中共提出的条件国民 党不同意，“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人。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将必胜的解放战争继续进行下去了”。

“为了尽快实现中国人民真正的和平”，中共“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因为“目前，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国际舆论亦对南京政府不利，预计今年夏季人民解放军将横渡长江，进攻南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再采取政治上的迂回策略。继续使用这种策略，弊大于利。”

1月1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一封详尽的电报，进一步阐述苏联提出建议的初衷。显然，毛泽东的坚定立场给斯大林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封电报中，斯大林摒弃了此前关于苏联充当调停人的提及，转而完全遵循了11日电报中的论述思路。电报建议中共从战略角度出发，答应进行和谈，同时提出国民党难以接受的条件。

在同日，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就11日续电的回复。毛泽东表示赞同并接纳了苏联所修订的建议，并公开发布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然而，毛泽东仍重申，确保双方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则”是“避免与国民党进行广泛的谈判，并将革命战争进行至最终胜利”。

截至目前，斯大林坚信，“关于我们在南京方面提出的和谈提议，各方立场已经趋于统一”，“可以认定问题已妥善解决”。然而，美国、英国等国家在苏联之前已明确向国民党政府表达了拒绝担任调解者的立场，因此和谈之事已无继续的可能。

这样，当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达西柏坡时，他所准备与中共领导人讨论解决的这一问 题似乎已经不存在了。有的学者根据俄国最近公布的这些档案文件认为，斯大林在1949年初根本就没有企图阻止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没有要促使国共和谈的意图。这种理解恐怕不够准确。毛泽东对斯大林1月10日电报的理解没有错误，斯大林开始的确是有意由苏联单独出面充当调停人来促成国共和谈，这在电文中表现得很清楚。只是在考虑到中共坚决反对和谈的态度后，斯大林才不再提调停人的问题，而是完全从策略的角度提出中共不应断然 拒绝和谈。正是出于担心再有人提出和谈问题，毛泽东在与斯大林通电以后，于1月19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

1月21日，蒋介石在中共提出的和谈提议下，不得不宣布自己退位，将李宗仁推至政治舞台的中心。李宗仁接任代总统后，立刻会见罗申，并请求苏联政府协助中国结束内战。然而，罗申在咨询斯大林后，尖锐地回应道：“总统阁下，时机已过。中国政府无法脱离美国的控制。在这种情势下，苏联又能有何作为？”李宗仁再次派遣代表寻求罗申的支持，但得到的回应是，要展现中国政府的诚意，首先必须尽全力驱逐美国的势力。这显然是对李宗仁请求的婉拒。

实则，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性转变，正是在1949年初围绕和谈问题上的表现得以显现。斯大林于1月10日发出的电报，显然延续了1948年苏联支持和谈的立场，并可能包含了对中共意图的初步探询。然而，考虑到中国局势的演变及中共过往的方针，斯大林实际上已在思考调整苏联的政策。因此，他很快对苏联出面调停的提议保持了沉默。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的胜利，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斯大林应当感到欣慰的。关键所在，是新成立的中国对苏联的立场与政策，这也是斯大林派遣米高扬前往西柏坡的主要动因。

米高扬在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讨论未来中苏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苏联对中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的问题，以及新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发展道路等问题。

关于中共的立场与政策，主要由毛泽东亲自阐述。据师哲回忆，在2月1日至3日的三天时间里，毛泽东独自一人进行了详尽的讲解，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各领域的现状，并全面阐释了中共的诸多方针政策。尽管米高扬对毛泽东那纵横捭阖、博采众长的谈话风格颇感不适应，但他对中国及中共的基本情况总算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

苏联与新中国之间在国家关系方面可能出现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东北问题(旅顺基地的租借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归属)、蒙古问题(外蒙古的独立)和新疆问题(苏联在当地的势力和影响) 上，其中东北问题是重点。而在东北问题上，苏联在中国的主要权益是通过 1945 年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现的，因此如何对待这个条约的问题又成为解决这些矛盾集中的表现形式。

在蒙古问题上，毛泽东最初委婉地借蒙古民族的统一问题表示，新中国有意收回外蒙古。但因苏联方面态度坚决，抢先提出外蒙古要兼并内蒙古的问题，中共领导人面对现实，没有再坚持收回外蒙古的要求。米高扬在 60 年代回顾此事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外蒙古的领导层倡导将中国境内各地的蒙古族人与外蒙古联系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对此计划持反对态度，尽管它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分割出一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蒙古人联合成为一个自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显而易见，此事的决定权应归属于外蒙古。”毛泽东在得知此电报后表示，他会加以考虑，并强调他们“当然不会采取大汉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也不会提出关于蒙古统一的问题”。

显而易见，斯大林在蒙古问题上坚持己见，如同1945年谈判苏中条约时所展现的那般，毫不妥协，且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对此，毛泽东唯有暂时搁置争议。

在新疆问题上，中共领导人很谨慎地提到了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影响，而米高扬则非常明 确地表示苏联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据米高扬回忆：“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地区正在进行独立运动，这个运动不受乌鲁木齐政府的支配，伊犁也有共产党。他说，1945 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会面时，白告诉过他，说伊犁地区的起义军拥有苏制的大炮、坦克和飞机。”“我明确地告诉毛泽东说，我们不主张新疆各族人民的独立运动，而且我们对新疆没有任何领土要求，我们认为新疆也应该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新疆虽亦为苏联所关注的区域之一，然而在1945年的中苏条约中，并未提及新疆事宜。当时，斯大林以苏联政府放弃对新疆少数民族武装斗争与独立倾向的支持作为条件，以换取蒋介石同意外蒙古独立。此后，苏联政府试图通过与新疆地方政府缔结条约来确保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然而此举遭到中国中央政府的坚决反对。尽管如此，鉴于众多苏联侨民的存在，莫斯科对新疆地区的控制与影响力实际上不容小觑。换言之，苏联对新疆（尤其是北疆）的影响与控制，主要并非通过领土占领或条约签订，而是通过无处不在、被誉为“国中之国”的苏侨协会实现的。因此，斯大林在新疆问题上早已做好了妥协的准备，而当时的中共尚无法将此问题纳入议事日程。

“革命政府执掌中国之后，苏联继续在旅顺口维持军事存在已无必要，而收回旅顺口对中国而言，实乃大事一桩。”然而，毛泽东明确表示，他个人认为如此提出问题并不妥当，“中国有共产党，苏联亦有共产党，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必须撤除，事实上，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共产党人“主张保留旅顺基地”，并展望未来，“待我国国力强盛，足以抵御日本侵略之时，苏联自身也将无需继续在旅顺驻军”。毛泽东以这种婉转的方式，阐明了对于旅顺口应予收回、但现阶段宜暂缓收回的立场。

在接获米高扬提交的关于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报告后，斯大林于1949年2月5日向毛泽东发送电报，言辞中透露：“自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以来，局势已发生根本转变。苏联政府已作出决策，若与日本签署和约，并且美国军队从日本撤出，苏联将废除这一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军。但若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应立即从旅顺地区撤出为宜，苏联亦愿意满足中共的意愿。”在向中共明确苏联撤军的具体条件之后，斯大林才表示，苏联亦可根据中共的要求，即刻执行撤军。

斯大林特别关心的是中国长春铁路问题。据随同米高扬到西柏坡的科瓦廖夫回忆，在会谈期间“他不止一次以无线电报向我询问，中国同志对长春铁路条约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长春铁路条约是真正平等的条约”。米高扬在会谈时也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苏联不认为有关长春铁路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可能在这个条约里，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些含糊地回答说：“在长春铁路产权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一些磨擦，这 些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比如，国民党军队掠夺了长春铁路和一部分企业，但随着人民解放军 的开进，这些企业最终归还给了长春铁路。老百姓传说，国民党是根据中苏条约占据这些企 业的，而人民解放军似乎正在破坏这些条约，把企业交给了长春铁路。”毛泽东最后表示同意让高岗和科瓦廖夫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并向中共和联共(布)中央汇报。